以下是杀上为“杀”的名分性表现，最早见于《左传》：“凡自虐其君曰杀”，但《文选注》却引作“杀”。《左传》原作中有几个字实在难断定。《国语》中“下虐上为诛”亦然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诛，臣杀君也。《易》曰臣诛其君。”许氏与《白虎通》同引《周易·文言传》，却省略了“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由来者渐”一句，或意图消弭杀之“试”“闻”本义；同时，他还将把以往典籍中各种类型的“杀”字用例都加上遮蔽，仅以“臣杀君”为“杀”字全部内涵。《说文》的解释预示着“杀”字语义政治伦理化的倾向：从本指无名成分限制的“试杀”，逐渐向隐含伦理批判的下杀上。因此，阮元说：“君臣父子之义定，则此字之书法读法亦定。”俞正燮也说：“杀者，畏忌之不敢直杀也。古语上下共之，秦汉以降始定于一。”当然，许慎也确定了“杀”的名分意义，但未对其外延作明确限定：“杀，臣杀君也”，只说明凡称“杀”均指臣杀君，却未明确臣杀君是否均称“杀”。“杀”字语义今后的发展，在政治伦理意识的主导下进一步明确化。俞正燮称“诛”之伦理内涵，“秦汉以降始定于一”。事实上，历史错综复杂，绝非境界分明，“杀”字伦理内涵之确定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到隋唐时期，同一古籍不同版本之间，仍普遍存在杀混用现象。《经典释文》训释先秦经典，每一个都是“杀，本或作杀”或“杀，本又作杀”。可见陆德明所根据底本与别本多有杀异文，此类异文所见共25处。对此，陆氏仅以“或作”“又作”注解，而不以“当作”订正，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差异。在开成石经中，《春秋》同一则经文于《三传》之间，亦存在杀异文。如《公羊传》僖公九年经“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”与昭公十三年“楚公子弃疾诛公子比”，《谷梁传》《左传》均作“杀”。杀异文，《春秋》一字褒贬如何可能与陆德明一样，其中都体现了杀混用的宽松态度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诛杀混用的语用规则，仍然持续到隋唐时期。但与汉代之混用不同的是，此时之混用只限于下杀上，而上杀下则只写“杀”，不再见书“杀”之例。これは许慎「杀」字涵义伦理化论述の呼応です。
文献传抄难免“鲁鱼亥豕”，对古籍弑杀异文，段玉裁归结于“转写讹乱”。他据其所归纳的古音韵部立论，认为弑杀古音不同部，不相假借，从而判定凡混用必讹误。此说虽颇有附和者，但亦遭不少反对之声。朱珔，马叙伦便从音韵立论，对段说提出疑问。段氏以后，郝懿行，朱一新等学者仍相信“弑杀古通用”。转写讹误固然无法排除，但当版本差异成为普遍现象时，仅以讹误解释显然难以自洽。弑杀异文的普遍性，说明它在语用上具有合法性，并非全出于失误。对此，阮元之说值得参酌：“《三传》之字或有异同，否则以弑为杀，即失《春秋》第一大义。《三传》大儒不应不严一字之诛而错不较也。”倘若其时弑杀区分如段玉裁所言那般严苛，儒者传抄经传时不应不严加校勘，以致出现大规模异文。段玉裁以唐代以后更严苛的“弑”字语义审视唐代以前文献，如此难免处处捍格。 唐代是“弑”字语义变迁关键而微妙的时期。一方面，弑杀仍然混用，另一方面，“弑”之语义进一步突出其名分性。其间，刘知几起到关键作用。刘知几说：“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，邦君已上通谓之杀。”他对《春秋》“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”一类说法提出疑问：“夫臣当为杀，而称及，与君弑同科。苟弑杀不分，则君臣靡别者矣。”刘氏之意非常确定：弑—君，杀—臣，一一对应，界限森严，绝不混用。这种对弑杀严格分判的政治伦理态度，代表“弑”字语义此后的发展。 考今本古籍，除若干模棱两可之处，下杀上多统一书“弑”。这种整齐感便可追溯至唐儒的刻意改订。唐以前，经籍多有“杀君”表述。《经典释文》记载了73处“杀君”表述，其中25处底本与别本存在弑杀异文，另外48处底本作“杀”而不载别本。至开成石经便对这些“杀君”表述予以统一化处理：25处弑杀异文仅1处从“杀君”，其他均从“弑君”；48处无异文之“杀君”则均直接改作“弑君”。此前版本的“杀君”表述便淘汰殆尽。史称石经“立后数十年，名儒皆不窥之”，后世校订经籍却往往据为权威。
唐代以后，针对古籍“杀君”表述的订正，仍旷日持久地开展。如对《春秋繁露》《公羊解诂》的“杀君”表述，凌曙，陈立等便订正曰“杀当作弑”。其甚者竟至“凡杀字皆改为弑”，将减杀亦误改为“弑”。这种严苛态度，与陆德明不辨弑杀，只注异文的做法迥异。陆氏对弑杀的态度，也被后儒批判。段玉裁斥其绝无裁断之识，不合正误之法，并说：“此何等大事，而谓圣人垂世立教之书本无一定之字，可以蒙混书之，待读者之定其字乎 ”“《春秋》书弑，以立万世臣道之防也。”这是唐代以后订正古籍“杀君”表述的出发点，此中彰显着鲜明的政治伦理。周寿昌毫不讳言地指出：“史笔之严全恃此字，不得以古杀弑两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。”卢文弨也道明其中原委：“凡经典弑多有作杀者，后人往往以名分改之，故与陆氏本异。” 思想史的演变情节十分复杂，每条思想线索的节点并非迥然分明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清晰地看到，从许慎到刘知几到唐以后儒者，关于弑的名分性表达逐渐从弑杀混用中挣脱出来，最终成为关于弑的权威性诠释。若仅从传统语言学的范畴去解释这个变化，可能不得要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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